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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74章 案中案40（第1页）

原本打算针对张秀文的个人情况开展进一步调查，现在已经没有必要。由于调查王元鹅的社会关系，顺藤摸瓜之下自然追踪到了张秀文。

张秀文原名张继文，同王乾山离婚后才更名为张秀文。这也是马弘文的人直到现在才摸清她和王元鹅之间的关系的缘由。

个人姓名可以变更，身份证号码却不会改变。问题在于，警方仅知道张继文这个姓名，却不知道其身份证号码。

办案人员最初以“张继文”这一姓名追踪调查，结果找出来许多同名同姓的，却没有一个曾是王乾山老婆。

2oo8年利用信息化办案的手段远远没有现在这样成熟。一筹莫展的办案人员忽然想到王乾山的一对子女仍跟着母亲生活，灵机一动便开始搜索孩子的姓名，因此才追踪到张秀文。

张秀文于1974年出生，小学毕业，北方人，爱吃大葱，没有阅读的爱好，却喜欢“瞎折腾”，也就是鼓捣各类小实验，动手能力很强。

王乾山于1977年出生，准大学生，南方人，爱喝咖啡，自学中医，爱读《周易》。之所以说王乾山是准大学生，是因为他在高考毕业时，虽然考上了大学，但父亲王文辉却让他放弃学业，其中缘由后面再说。

这里要对比的是张秀文和王乾山，这一对曾经的夫妻之间的差异。光是根据王元鹅父母老家的邻居，和他们家的亲戚反馈的这些表面信息来看，似乎就能看出这二人最后为什么会以离婚收场。

问题在于，差异这么明显的两个人，又一个在北方，一个在南方，在那个通讯交通都极为不便的年代，这两人原本应当是八竿子打不着，到底因为什么又会结婚？

这还得从二人的父辈说起。

1979年，中越自卫反击战开始。

王文辉和张继文的父亲张余粮，同属于某王牌军猛虎师。这是一个和万岁军齐名的光荣部队。

王文辉是卫生员，张余粮是排长，二人同在一个连队。

上战场之前，别说新兵蛋子，就连张余粮这样的基层干部，从车上一下来，腿也是不自觉的哆嗦。

同时，天天大会小会，各种动员。平时很难见到的大小领导，这时候也天天在基层连队转悠，有时候还能跟师长甚至司令员一起喝上一碗酒。

渐渐的，在这种大氛围的影响下，张余粮也渐渐适应下来，变得积极勇敢。

但真正要上战场的前一晚，全排都失眠了，张余粮这些干部没有人敢睡觉，全部值班要确保看管好每一个人。

卫生员王文辉也失眠了。卫生员属连队直属，编制不在班排。同样睡不着的王文辉似乎不敢叨扰连长，就来找张余粮。

狠抓思想政治工作，历来是我军的优良传统。临战之前，连队里要树立典型，还要抓思想落后分子，给动摇人员做通思想工作。

同张余粮闲聊的过程中，王文辉半开玩笑说不管是落后分子，还是思想有动摇，自己都沾点边。

在张余粮眼里，卫生员王文辉平时看起来非常乐观，不提上战场就很活泼，一提要上战场就变得扭扭捏捏，甚至很烦躁，训练的时候抵触情绪突出明显。

张余粮知道，王文辉这是拐着弯儿来找他疏通自己的思想工作。临战之前，紧张恐惧，这是正常人的正常反应。但王文辉又想让自己克服这种恐惧，所以才会有此举动。

于是，一番推心置腹后，张余粮才了解到，王文辉在老家有个儿子已经两岁多，但一直没法直立行走，多方就医后才确定是左腿先天性残疾。

王文辉家里另外还有两个姐姐，男丁只有他一个。所以，父母就催他回去赶紧再生一个。说白了就是为了传宗接代。家里人担心，孩子长大了不一定能娶到老婆，谁家好闺女会嫁给一个瘸子呢。

那时，“只能生一个”的计划生育的国策还没有施行。

谁知道会突然碰上上前线的命令，这是任何人、任何理由都不能违抗的，所谓的军令如山便是如此。王文辉的思想包袱也就可想而知。

张余粮就要王文辉上了战场后，除了救人就尽量不要乱跑，还要他跟在自己身后，一切听天由命。